在被称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石窟中,壁画和彩塑所呈现的服饰风貌,描绘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中国服饰演变的轨迹,不仅折射出中国文化审美的发展变化,也构成了一部千年的时尚史。
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武琼芳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就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服饰图像数量、分类研究及其如何反映古丝绸之路沿线多元文化融合等问题进行了阐释。
服饰图像数量庞大,研究价值凸显
武琼芳介绍,以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保存了跨越一千多年的珍贵服饰图像,其丰富的人物、悠久的历史跨度和多元的服饰文化,在中国服饰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尽管缺乏精确统计,但仅隋代38年的营建期内,就修建了近100个洞窟,出现了约2000身供养人服饰形象。可以想象,延续千年的莫高窟中服饰图像的数量更为惊人。这些图像涵盖了世俗人物、僧侣以及融合现实与想象的神祇服饰。
在经变画、故事画等壁画题材中,人物均穿着与其所处时代相符的服饰。僧侣服饰变化相对较小,而菩萨、天人等形象的服饰则由匠人结合当时认知与想象创作,为现代服饰研究提供了借鉴。
供养人服饰的研究价值尤为突出。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的北凉时期,当时的供养人形象虽小而简略,但已显现出类似广义胡服的穿着特点。例如,莫高窟第275窟(北凉)的供养人便穿着窄袖、短上衣、窄腿裤的袴褶服饰。
在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的《五百强盗成佛图》中,被脱下扔在地上的强盗服饰,以平铺的清晰样式展现了服装的款式,这被武琼芳认为是敦煌壁画的独特魅力所在,如同提供了服装的款式图和平面图。
服饰图像见证多元文化融合
武琼芳指出,古代中国传统服饰以深衣为代表,形制为宽袍大袖。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源自西域的袴褶服饰逐渐被中原汉人接受,并被融入中华传统礼仪服饰体系。
到了隋代,东西方贸易往来更加密切,隋炀帝甚至远赴甘肃张掖举办“二十七国贸易会”。史料记载,隋代大臣已穿着袴褶上朝,显示出这种服饰的实用性日益受到重视。
敦煌石窟的隋代壁画中,首次出现了穿着联珠纹锦袍的供养人。这种联珠纹织锦据推测可能源自波斯萨珊王朝,并在丝绸之路沿线多国有发现。据记载,波斯国王曾进献锦袍给隋文帝,其精美程度促使隋文帝命大臣何稠仿制,并成功制出更胜一筹的锦袍。
唐代,源自波斯的联珠纹与本土纺织技术及流行图案结合,经中原工匠本土化改良,形成了著名的“陵阳公样”。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大量联珠纹织锦实物,兼具中亚和中原风格,直观展现了当时纺织品的精美和高超的织造技艺。
敦煌壁画中的女性服饰尤为多元。西域贵族女性会模仿她们认为时尚的服饰。例如,莫高窟第285窟(西魏)一组女供养人画像,虽可能为鲜卑族男性之妻,却穿着中原汉族女性的交领大袖儒裙,显得飘逸美观。
服饰元素的保护、研究与利用
武琼芳表示,当前对敦煌服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层面。首先需要向公众展示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古代服饰形象,并研究其所属朝代、穿着者、穿着场合、承载的服饰礼仪规范,以及具体的形制和纺织技术。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与北京服装学院等机构联合创办“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旨在以最快、最合理的方式呈现研究成果,让大众了解古时服饰在现代人身上的呈现效果。
例如,在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绝色敦煌之夜”服装秀,将传统元素与当代设计理念相结合,以敦煌壁画中20身具有典型服饰特征的世俗供养人画像为参考,采用青绿、土红、土黄、褐黑等主色调,推出了20套艺术复原服饰和80套创新设计服饰。
两年前,敦煌复原服饰展首次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展出的25套服装遵循了敦煌石窟壁画中多个历史时期的人物服饰造型,从工艺、面料、色彩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复原。
武琼芳总结道,从服装研究角度看,服饰复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复原外观,还要还原面料织造工艺、染色方法、服装制作工艺及穿用礼仪等,过程极为复杂。这需要更多研究者、设计师和敦煌艺术爱好者参与其中,深入了解、喜爱并运用这些元素,从而激发更多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合的思考,让敦煌服饰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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