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任雪莉：“藏礼于器”“藏礼于饰”，东西方如何以“金”追“礼”？ - 南宫28

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探讨了东西方古代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承载共同的精神需求，尽管其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有所不同。

任雪莉指出，中国古代的“吉金”青铜器和希腊化时期的黄金器物，虽然材质和风格迥异，但都体现了古代先民对信仰、身份认同以及生命仪轨的重视。贵金属因其稀有、耐久和光泽等物理特性，天然具备了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质。

她解释说，在中国，青铜器被视为“藏礼于器”，是礼乐制度和国家秩序的载体。从商周时期的“钟鸣鼎食”到后来的孔庙祭典，青铜器始终承载着礼制精神。而在古代希腊及其他地区，黄金器物则多用于“藏礼于饰”，作为身体装饰，彰显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同时也是嫁妆和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以及对灵魂永生的信念。

任雪莉进一步阐述了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具体使用方式、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的差异。中国青铜器更多用于宗庙祭祀和墓葬，注重器物组合和制度规范，其铭文更是历史记忆的载体。而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如花环、项链等，直接彰显个体身份，广泛应用于人生仪礼。

在审美方面，西方偏爱黄金搭配宝石，追求华丽璀璨，而中国则崇尚青铜器的庄重造型、神秘纹饰和厚重铭文，体现出内敛深沉的气质。制度表达上，希腊黄金器物的等级区分体现在佩戴者的身份，而中国青铜器则有严格的列鼎制度和祭祀规格。

任雪莉强调，希腊化黄金艺术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吸收了印度、埃及等地的工艺和纹样，而中国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连贯的发展脉络，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她认为，将这两类贵金属文物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下，有助于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通过“金石学在陕西——追金”与“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两个展览的重组对话，可以揭示文明因交融而创新，因延续而绵长。这种对话并非评判优劣，而是通过对照，展现文明的多样姿态和独特价值，理解东西方先民的秩序与信仰，并认识到自身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